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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普林斯顿，一九四〇年（第15页）

“并不是我想大惊小怪，”戈洛说，“是母亲问我对昨晚的看法，我觉得我别无选择，只能告诉她。”

托马斯发现他的语气像是一个年长得多的人，甚至像一个牧师。他坐在沙发椅上，跷着二郎腿，严肃地看着他俩。

“你们不知道我们如何离开法国的细节，因为我们都不愿意再想那些事，”戈洛说，“但有些事你们应该知道。当我们遇到韦费尔和阿尔玛时，她有二十三个箱子。二十三个！她、韦费尔和箱子都在卢尔德。她唯一关心的似乎就是那些箱子的命运。当瓦里安·弗赖伊告诉她，她也许得徒步翻越比利牛斯山，得尽量让自己不惹人注意，她问他，那么谁来运送她的箱子。”

他望着远处好一会儿才继续说。

“马勒夫人有一个手提箱，就是她登岸时还带着的那个，里面装着布鲁克纳第三交响曲的原始手稿，还有一束贝多芬的头发，这是曾经送给她丈夫的礼物。我不知道她打算拿头发怎么办，但我知道她对布鲁克纳是有计划的。她想把它卖给希特勒。希特勒也想买。我说的希特勒，就是阿尔道夫·希特勒。他们已经谈妥了价格。问题是她想要现金，但巴黎的德国大使馆没有那么多现金给她。可她还是打算卖给希特勒，而希特勒也显然很关心布鲁克纳的手稿。”

“这只是她编的一个故事吧？”托马斯说。

“你去问她吧。她会给你看来往信件，”戈洛说，“她对此毫无愧色。在从法国去西班牙的途中，她也毫无愧色，那段旅程比我们所有人想象的更为艰苦。有时候要攀爬岩石。我们的向导很紧张。我一直不确定他们是不是带我们绕路，好让我们在无人知情时被捕。我们穿的衣服都不对，但阿尔玛穿得就像去舞厅。她的白裙像是迎风招展的投降旗，数英里外都能看到。我们刚出发，她就大喊大叫说想回去。她叫着韦费尔的各种绰号。她给犹太人取的绰号真是配得上一个奥地利人。”

戈洛停下来看着他们。托马斯一度觉得他是在忍住眼泪，现在他看到戈洛冷静下来了。

“太可怕了，”戈洛说，“昨天晚上我们还得陪着阿尔玛。在翻越比利牛斯山时，内莉非常善良，非常体贴。她爱海因里希，她真的爱，这点从她身上一直看得出来。好几次他身体太弱走不动时，她还帮我去扶他。她对他太好了。我们休息时，她安慰他。她是最优雅、最温柔的人。在轮船上，当伯伯躺在船舱里画女人时，内莉告诉我，他从柏林逃到法国时，其实把她抛下了。他把她留下来，从他的银行账户里提款，处理他的事务，这些都让她置身于更大的危险。有一次她差点被捕，但侥幸逃脱了。与此同时，阿尔玛还在担心她的行李。瓦里安·弗赖伊带着她的几个箱子穿越了边境，后来她从巴塞罗那把这些单独寄去了纽约。瓦里安在她的箱子问题上有无穷的耐心，他在救我们这件事上一直都很明智。将来世人会知道他都干了什么，他有何等的勇气。但此刻在这个家中，我得说内莉所做的事也应该被理解，她的宽宏大度应该被感激。我不想听到有人说她是娼妓、荡妇，或是别的什么。她是一个好女人。我想要人知道这点。是的，她以前确实是酒吧女，但我们眼下是在流亡，我相信我们没有把在慕尼黑摧毁我们生活的势利眼带过来。”

托马斯决定让卡提娅来回应，但她一直沉默，他便不得不开口。

“我相信内莉是很好的人。她也是家里的一分子。”他说。

“既然在这点上达成了共识，”戈洛说，“我要求大家尊重她。”

托马斯差点要问戈洛，他是住在谁的屋檐下。是谁负责了他的安全？是谁供他读图书馆的书？他还想进一步问问，他在慕尼黑的生活如何被摧毁了？

但他只是冷冷地盯着他，然后勉强挤出一个笑容。他带着卡提娅从起居室去了书房。他们关上门，默默坐着，直到卡提娅离开，让托马斯独自继续他的晨间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