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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表决之后的更深战争（第5页）

2033年1月3日上午9:00，东宁联邦总理府的玻璃隔音墙后，稳进联盟内部高层第一次集体面对“改革之后”的施政问题。今天的会议不是政治辩论，而是一次技术性策略会。

会议主题：“制度兼容性研究——改革后行政配套条例草案初步讨论。”

主持人是常年不在公众视野中的“制度安全委员会”首席顾问，一位拥有“行政语义设计权”的技术官僚，擅长用流程把政治意图装进法治语言。

首席顾问翻开第一页报告，开门见山：“总统获得法官任命权，这项条文已不可逆。但我们可以提出一项‘专业流程保障’条例草案，要求所有任命之前必须获得司法专业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的审核同意。”

财政部部长问道：“这不会被改革派说成是反制吗？”

首席顾问摇头，平静回答：“我们只是加上‘程序过滤机制’。我们不是反对总统的任命权，只是‘协助总统做出更专业判断’。”

在场一片沉默，所有人都听懂了。不取消权力，而是制造一道更高的门槛，用合法程序让它形同虚设。

随后，通讯部副主任汇报：“媒体议程将开始引导舆论——改革不应干扰行政效率。本月将推出一系列‘高效政府’议题栏目，隐性传达‘改革不等于放弃治理节奏’。”

教育部也提交了配套提案：“中学公民课改革模块将‘引导性讨论’总统制改革影响，强调制度变动下的行政协同价值。”

整个会议像一场低温手术，话语温和，手术精准。改革确实通过了，但其“运作能力”，必须被驯化。

这不是反击，而是一种制度内的翻盘行为，不正面对抗民意，而是重新定义“改革”的运行方式。

2033年2月，《总统任命流程优化条例草案》提交议会，未受重大阻力，通过。

2033年3月，联邦政府控制的主流媒体推出专题栏目《治理，不止制度》，引导公众将注意力转向“国家效率”议题。

2033年4月，总统办公室首次法官任命申请被“司法专业委员会”驳回，理由为“缺乏跨党派共识”，成为新制度下的“首例封杀”。

在表面无声的几个月里，整个行政机器已悄悄完成对制度的“技术消音”。法案还在，权力还在，但真正的运作权，已被移回熟悉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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