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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秘书热情地说：“院长，你可以来提意见嘛。”

金生笑道：“不提！我戴帽子戴够了，无事一身轻。”

市委秘书左劝右劝，金生都不肯，有些尴尬。

他说：“院长，我们一直是朋友，不必拘束。如果共产党里有谁对不起你，历史问题还没有解决。你可以提出来，我们会给你想办法。”

他这么一说，金生不好意思太冷淡。

金生回答：“事情都过去了。我上了年纪，只想做自己感兴趣的事。自古英雄出少年，还是让后生们去吧。”

挂掉电话，市委领导们认为金生还是心里不痛快，正巧中央领导来视察。他们坐下来，聊到金生，认为“不能忘记院长的贡献”、“他长期支持党的事业”，合计一下，正巧阮家祖宅所归的乡镇要搞建设，拆掉了旧公社。中共领导们决定把其中一块土地还给金生，让他重新起宅院养老。

得到消息，金生高兴得差点跳起舞来，赶快开一瓶红葡萄酒庆贺。

有这种好处，金生还是去当了政协委员，不时向叶鸿生抱怨道：“共产党动不动要开会，我哪有时间？”

叶鸿生很为他高兴，并感到又一次机会暗中到来。

金生叫阮君烈回来，商量打地基的事，但是阮君烈表示“不大方便”。

阮君烈与哥哥说，上一次到大陆探亲。他返台后，遭到党内批评，有人说他“与平时的反共理论言行不一”，斥责他“住中共招待所”、“与中共官员暗中勾结”。虽然他后来澄清，只是住在哥哥家，和过去的战友见面而已，但是“叛变的人就是中共的人”、“老死不跟他们往来”。

阮君烈通过国际账户，转给哥哥一大笔钱，让他盖房子。阮君烈想让哥哥去台湾，可是台湾当局怀疑金生的目的。金生跟中共走得近，又当政协委员了，他们迟迟没同意。

金生很失望，他从事一项单纯的事业，不喜欢机关算尽的政治迷局。

金生不快道：“不去了。下次我出国，咱们再聚吧。”

叶鸿生有些惊讶，他意识到阮君烈的“退休”与自己的退休性质不同。就在同一年，台湾方面许可国军老兵回乡探亲。很显然，阮君烈的“退休”只是退居二线，他还在政坛上活动，有影响力，否则不会遭到这么严厉的抨击。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叶鸿生比金生更加丧气，他感觉到困难重重。半个世纪过去，黄埔军人们搞了两个同学会，像当年学校里的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军会一样各立山头，时不时互相斗嘴。青军会的干部们坐拥山河，吟咏“江山如此多娇”，已然心平气和；孙文主义学会的人到底意难平，火气不减当年。

阮君烈来大陆相对容易，叶鸿生去台湾难。像大陆的战犯名单一样，台湾也有个“罪人”名单，叶鸿生榜上有名。他单枪匹马，只要一上岸，能被人活埋。